@回家的你 春运出行这些安全隐患别忽视******

　　临近春节，人们外出增多，有的驾驶人为了图一时方便，将乘客和货物一起塞入车厢内，殊不知这种人货混装的行为，会给行车安全埋下很大安全隐患。

　　乘车不规范 人货混装生隐患

　　近日，陕西渭南高速交警在京昆高速韩城服务区例行检查时，发现一辆面包车后面两排座椅上的四名乘客都没有系安全带，旁边堆放着大包小包的行李。

　　原来，驾驶人郭某当天带着家人从河北保定前往四川达州探亲，由于拉载的行李过多，他便将后备厢放不下的行李堆放在座椅上，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一行为的危险性。

　　高速交警 王奕超：人货混装是非常危险的行为，特别是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，一旦车子发生紧急情况、刹车或转弯时，车内的货物很可能受惯力作用发生翻滚，极易砸伤车内人员，存在严重安全隐患。

　　前些天，高速交警在东昌高速江西抚州服务区发现一辆7座小车，里面部分座椅被拆卸，两名乘客就躺在车厢里。

　　驾车出行 请提前检查车况

　　春运期间，驾车长途出行需求增多，驾驶人出发前首先要对车辆安全情况做好检查，谨防车辆在行驶时发生突发情况。

　　近日，山西高速交警在视频巡逻时发现，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在驶入高速后不久便停在了匝道口处，既没有开启报警闪光灯，也没有摆放警示标志，随后，驾驶人下车围着车子检查，周边不时有车辆驶过，交警立即电话联系了驾驶人，确认其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后，要求其立即从前方收费站驶离高速。

　　交警在随后的检查中发现，这辆车子的水箱管路一直漏水，而驾驶人只是随意处理一下，并没有完全消除安全隐患，这就导致他在行车过程中时不时就要下车查看，而且现在正值寒冬，滴在路面的水很容易结冰给其他车辆造成安全隐患。

　　交警责令驾驶人立即消除安全隐患后再上路行驶，并对其车辆发生故障后未放置警示标志的行为处以罚款200元，驾驶证记3分。

　　还有修平高速江西九江境内的一起自燃事故，原因是这辆车的使用年限较长，加之驾驶人很少对车辆进行检查维护，导致在行驶过程中电路出现问题。

　　交警提醒，春运期间路面车流量较大，在高速公路发生故障或交通事故、自燃等情况需停车时，应第一时间持续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，并在故障车来车方向150米以外设置警示标志，车上人员应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带并报警。

　　规范装载 谨防意外

　　临近春节，物资运输需求旺盛，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持续增长，大客车、大货车、危化品运输车、小客车等各类车型混合通行程度升高，交通拥堵和事故风险凸显。交管部门提醒，车辆上路一定要规范装载，谨防发生意外。

　　近日，广西来宾交警在蒙村镇地六村路段巡逻时，发现一辆轻型自卸货车存在严重的超高、超长、超载的违法行为。经查，这辆货车核载重量为1.1吨，可过磅检查时，交警发现该这辆车重量竟达33.46吨。

　　在检查过程中交警还发现，驾驶人欧某并未将车上的货物绑紧系牢，只是简单地用几根木头相互卡住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木头一旦在车辆行驶过程中掉落，极易砸到周围的车辆及行人，引发交通事故。交警依法对驾驶人欧某的违法超载行为处以罚款2000元，驾驶证记6分。

　　前些天在沪渝高速湖北宜昌段，一辆半挂车在行驶过程中，运载的玻璃突然脱落，随后砸向后方正常行驶的小车，小车驾驶人在向左避让的过程中，差点儿撞上中央护栏，事故导致小车前挡风玻璃及立柱受损，所幸没人受伤。通过排查，交警锁定肇事大货车并联系上了驾驶人陈某。

　　经询问，驾驶人陈某当天从江苏运送一车玻璃前往重庆，因为玻璃捆绑过紧，也没有用软性包裹进行保护，导致玻璃破碎掉落引发事故，交警认定，事故责任由驾驶人陈某承担。交警表示，无论装载任何货物，货运车辆出发前都应做好货物装载检查，行驶中发现有货物遗撒请及时将车停于应急车道或驶入就近服务区，然后报警求助。(央视新闻客户端)

一题而三命意的《伶官传序》******

　　作者：詹丹

　　欧阳修的史论名篇《五代史伶官传序》分别在中开头、中间和结尾，出现了三处观点句，即：

　　盛衰之理，虽曰天命，岂非人事哉

　　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

　　夫忧患常积于忽微，而智勇多困于所溺

　　对此，虽然有人曾提出哪一处是中心句的疑问，但也有不少学者把三处观点作了归并处理。如流行甚广的朱东润主编的《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》有关这篇作品的题解，就把三处观点整合在一起加以论述道：

　　这篇文章是把“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”作为教训，说明“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”，“祸患常积于忽微，而智勇多困于所溺”，指出一个王朝的兴亡主要决定于人事，在当时历史条件下，有其进步意义。

　　而陈必祥在《欧阳修散文选集》题解中论及此文时，把第一处观点句称为“全文的主旨”，把第二处称为“结论”，又把第三处称为揭示“带有更普遍意义的教训”，是“扩大和深化了主题”。只不过用换一种说法，依然对三处观点句作了归并处理。

　　不过，吴小如在1980年代论及该文的主题时，一方面归并处理了三处观点，但更重要的，他还有着深入一步的看法：

　　这篇文章的主题归纳起来不外这三层意思：首先是盛衰治乱兴亡之理，由于人事而未必由于“天命”，这是一篇的主干。其次，所谓“人事”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：即“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”和“祸患常积于忽微，而智勇多困于所溺”。

　　虽然吴小如在提出主题的三层意思的同时，对内部关系做出了逻辑分析，认为第一处观点句“人事”是主干，后两处是“人事”的具体表现，大致体现出“总-分-分”这样的逻辑关系。但我的看法稍有不同。

　　从逻辑分类看，后两处的观点，确实都属于“人事”的范畴。但从观点的抽象到具体的递进程度或者说从“人事”的普遍性到特殊性看，其间的关系又是步步深入的。

　　由于第一处提出的观点“盛衰之理，虽曰天命，岂非人事”中的“人事”毕竟没有具体内涵，所以这是在一个宏观角度，提出了与“天命”相对的观点，来构成盛衰之理的具体内涵。也就是说，相对于纷繁复杂的“人事”来说，这个概念本身是抽象而又空洞的，只是当作为与“天命”对等的一个概念，把传统的认同“天命”的观念也向“人事”有所转向，才有其具体的针对性。

　　也正因为“人事”概念本身的抽象和空洞，所以它反倒像虚位以待的框架，可以容纳丰富的内容。其实，庄宗之所以失天下的原因本来就复杂，《旧五代史》在庄宗本纪最后评价说：

　　然得之孔劳，失之何速？岂不以骄于骤胜，逸于居安，忘栉沫之艰难，狥色禽之荒乐。外则伶人乱政，内则牝鸡司晨。靳吝货财，激六师之愤怨；征搜舆赋，竭万姓之脂膏。大臣无罪以获诛，众口吞声而避祸。夫有一于此，未或不亡，矧咸有之，不亡何待！

　　其罗列出的林林总总，所谓“咸有之”，正说明了这一点。当然“伶官传序”似乎更突出其重点，所以在林林总总的“人事”中，强调了人的行为上的“忧劳”和“逸豫”这一组概念对比。这样就把抽象的宏观的“人事”递进到相对具体的中观层面。这当然是有庄宗的具体行为可以呼应的，这里且举一事为例。

　　《新五代史》有记录说：

　　同光三年夏，霖雨不止，大水害民田，民多流死。庄宗患宫中暑湿不可居，思得高楼避暑。宦官进曰：“臣见长安全盛时，大明、兴庆宫楼阁百数。今大内不及故时卿相家。”庄宗曰：“吾富有天下，岂不能作一楼？”乃遣宫苑使王允平营之。宦者曰“郭崇韬眉头不伸，常为租庸惜财用，陛下虽欲有作，其可得乎？”庄宗乃使人问崇韬曰：“昔吾与梁对垒于河上，虽祁寒盛暑，被甲跨马，不以为劳。今居深宫，荫广厦，不胜其热，何也？”崇韬对曰：“陛下昔以天下为心，今以一身为意，艰难逸豫，为虑不同，其势自然也。愿陛下无忘创业之难，常如河上，则可使繁暑坐变清凉。”庄宗默然。终遣允平起楼，崇韬果切谏。宦官曰：“崇韬之第，无异皇居，安知陛下之热！”由是谗间愈入。

　　在这里，身为一国之主不顾民间疾苦而只想着自己安乐，庄宗过往忧劳与当下逸豫的鲜明对比，成为一种身体的真切感受，而不听忠臣进谏、尽受小人蛊惑，常常又是关联在一起的。《资治通鉴》也记录了这一史事，胡三省加注感叹说：“郭崇韬之言，其指明居养之移人，可谓婉切，其如帝不听何！”

　　此外，观点句中，“兴国”和“亡身”对举，“国”和“身”还有互文足义的意思，所以文章最后提出庄宗“身死国灭”，就有了词语肌理上前后呼应的连贯性。

　　值得注意的是，虽然庄宗后来的“逸豫”事例斑斑可举，但文章从《尚书》中的“满招损谦受益”引出该文的观点句“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”，还是说明这种现象具有相当普遍性。这样，把这种虽然具体但依然普遍的观点，推进到庄宗个人境遇的特殊性，也就是作为“序”而指向“伶官传”的特殊性，所谓“忧患常积于忽微，而智勇多困于所溺”，这是呈现第三处观点句的意义所在。相对第一处的宏观和第二处的中观来说，这第三处的观点句，就是微观了（尽管结尾的“岂独伶人也哉”一句，显示了作者也努力要把这种特殊的微观回扣到普遍性中）。

　　在以“宏观”“中观”和“微观”理解三处观点句的递进关系时，我们都是以“人事”为立论前提的。在这过程中，作者所谓的“虽曰天命”一句，似乎被抛到了一边。我们固然可以说，作者强调了人事的重要性的同时，并没有完全否认“天命”的存在，但其向下文延伸的肌理性关系，似乎已经被我们无视。我们没有意识到，在其论述的递进过程中，那种似乎已经隐身的“天命”意识，其实际内涵已悄然发生了改变。

　　许多人在强调第二处观点句时，无意中遗漏了“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”的后一句“自然之理也。”而这似乎从“人事”中逸出的，这不能被主观世界完全掌控的普遍性、规律性之理，以颇为“自然”的方式出现，使得我们忽视了其存在。而这，恰恰是能够跟同样不受人的主观控制的“天命”互为相通，形成一种肌理性联系。

　　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谈到唐代向宋代有关天的观念变化时，认为是从“天谴的天向天理的天的变化”，也就是“主宰者的天向理法的天的变化”。唐以前的人们习惯认为，作为主宰者的天似乎有着人格意志，可以借助自然灾害，对君王犯下的错事做出谴责，以提醒君王纠正过错，所谓“天谴事应”。此类观念到宋代已经受到了不少学者的挑战。欧阳修和宋祁主持编撰的《新唐书》，就讨论了“天谴事应”的问题，并对此有所质疑。在“五行志”中，认为后世之人是在“曲说而妄意天”，所以他们编写的体例就“著其灾异，而削其事应。”而《五代史伶官传序》中提出不受人意控制的自然之理，正是从“天命”向“天理”过渡的桥梁。当天理内在于人事中（这被沟口雄三称为“欧阳修的天地人之理”）得到理解，成为一种规律时，认识到这种规律、这种天理的存在其实只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。不过，当人们总是通过自己的言行来反复证明这个规律的存在，不断重蹈覆辙时，才是一件使人不胜感叹的事，也难怪欧阳修会在他的史论中，常常劈头就感叹一声：“呜呼！”

　　（作者单位：上海师范大学光启语文研究院）